文/IBM 蓝中书
很显然,2020年新冠对我们经济和生活的影响,远比2003年的非典来得广泛和深远。
2003年非典主要影响于环港粤的珠三角经济区和环北京的京津冀经济区,疫期也相对较短,隔离措施在4、5月执行,约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2020年新冠则发生在春节期间,是全国范围的隔离,而且由于潜伏期长、可多途径传播和会反复感染,至今何时可以结束仍不甚明朗。
我们都认同,2003年非典客观上加速了在线电商平台的发展,这次新冠客观上也促使了人们快速接受远程办公这一方式——这是两次关键行为的改变,在线电商否定了人们到现场消费的必要性,远程办公否定了人们到现场工作的必要性,两者背后都有深远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次新冠和非典一样,也扇动了“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借助对2003年非典之后一系列走势的复盘,来推测2020年新冠之后的一系列走势。
复盘:2003年非典所引起的产业“蝴蝶效应”
2003年非典之前,中国网民网上的主要行为习惯是门户冲浪、聊天室聊天、以及网络游戏,没有通过网络进行银钱往来的习惯,最能引起消费的游戏也大都通过线下购买点卡。
非典隔离期间被迫只能通过网络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主要的电商平台是B2C易趣等,C2C淘宝网则在非典期间的2003年5月上线,客观上满足了当时许多小店无法开门营业的需求——当时普通家庭的带宽普遍只有10M-30M左右,需要光纤支持的远程办公因此没有爆发,直到这次新冠。
非典期间及之后的网络购物诈骗及违约现象非常严重,因此2003年10月份之后,诞生了支付宝等一系列第三方支付工具。从这里兵分两路,一路倒逼银行、金融系统改革,最终引起一场全民的电子支付革命,现在大家抛弃现金、使用扫码支付就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另一路反推了B2B、B2C、C2C、以及移动互联网普及后团购、O2O等一系列电商平台和模式的繁荣与整合,这种繁荣与整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通过挤压线下零售市场向线上转移来实现的。
零售业态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是物流变革——快递、外卖、仓储、货运相继蓬勃发展。物流的加快进一步要求对交通工具和交通网路进行提速,高铁、高速公路网、航空货运在非典后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
2003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是2.98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是7.3万公里(其中高铁为404公里),航空货邮运输量是219万吨;2018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4.26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13.1万公里(其中高铁2.9万公里),航空货邮运输量是738.5万吨,分别增长4.78倍、1.8倍(高铁71.78倍)、3.37倍。
交通、物流的提速,最终要求中国制造业全面压缩其管理周期——不论是产品生命周期还是资金周转周期都明显缩短。
为了跟上这种变化,上述产业几乎所有大中型以上企业,在2003年非典后都集中陆续上马ERP、供应链等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因此从2003年-2012年移动互联网成熟期到来的这十年间,是那些提供ERP、供应链等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据国家统计局历史数据显示,2000年9月我国不过只有1000多家大型以上企业开始实施ERP。而如今,是个企业都已经用上了一些最基本的数字化管理手段。
非典这只“蝴蝶”所引起的产业边际效应,大概到2012年前后结束,有十年的时间跨度,产业深度达到第二产业,引发第二产业以上的第一轮普遍数字化转型。2012年之后,基本被另一波浪潮接棒——云计算在这一年扇动了它“蝴蝶的翅膀”(这一点另文阐述)。
非典的这一“蝴蝶效应”过程,绘制成示意图如下:
当然实际过程要比这个示意图所描绘的复杂和精彩。到了2016年以后,由在线电商平台所发端的这一系列产业系统调整,一种新的平衡开始出现——在消费者零售端,线下店面和商场逐渐找到新的定位,更多地负责娱乐、餐饮、体验和即时消费等需求。在产业制造端,基本进行了第一轮数字化转型。
展望:2020年新冠所引起的产业“蝴蝶效应”
正如上文提到,远程办公否定了人们到现场工作的必要性,从这一点出发,写字楼的办公形态估计会有所调整,可能多年以后,写字楼地产要面临如今类似大型商场的定位调整。
疫情之后远程办公需求估计会有所回落,但是远程办公软件们会想方设法留住这些用户,逐渐培养起企业进行远程办公的新常态——他们可能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变,比如目前各类办公软件之间是无法通讯的,假如你和合作伙伴、客户用的不是同一款办公软件,会很麻烦。因此可能很快会引起新一轮的办公入口大战,或者需要通过政策对API接口进行强制开放和规范。
这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因为企业入口和个人入口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把企业入口像个人入口一样都赶到同一个平台,则相当于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使产业经济面临巨大的系统安全风险,政策是否允许存在此类风险,值得观望。
远程办公对如何保障企业数据安全、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提出新的要求——我们把这类新要求统归为“数据责任”,这背后需要一系列软硬件技术和架构的调整。以后,类似普遍加密技术、数据隐私护照技术、以及混合云架构可能会大行其道——目前IBM已经在Z15上实现了普遍加密和数据隐私护照。
数据责任技术取得突破之后,同样会兵分两路。一路推动银行、金融、保险将数据触角深入到第三、第二、第一产业当中。在2019年,IBM提出了“数字孪生子”[4]的概念,这一概念能使像农业贷款、农业保险这种高难度的业务得以爆发式发展,因此这一次新冠所扇动的“蝴蝶效应”,估计能超越非典,深刻波及到第一产业。
另一路是倒逼物流、交通、中国制造业普遍地进行第二轮数字化转型——IBM将这一轮转型称为“数字化重塑2.0”,这是一次由内而外的转型,主观上以挖掘第一轮数字化转型所积累下来的数据潜力价值、增强供应链柔性韧性、提升抗压能力为目的,客观上却实现了向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变革——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是实现物联网生活方式的第一个产业步骤,我们可以另文介绍。
对于许多行业和领域而言,2020年新冠疫将成为发展的分水岭。据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有34%的企业账上现金只够维持1个月,33.1%可以维持2个月,17.91%可以维持3个月。也就是说85%的中小企业可能熬不过3个月。
因此一些数字化水平较弱、数字耕耘深度不够的企业,可能会被清出一批。而最终度过疫情的企业,会在未来的1年内恢复元气之后,集中出现在数字化建设、供应链优化方面的普遍投资。因此提供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的科技企业,可能像2003年非典之后,也会迎来10年的发展黄金周期,而且可能比2003年-2012年间还要大,因为此时正值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力期。
因此,类似IBM提供复杂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客观上可能会迎来历史发展的新机遇,但是也将面临巨大挑战。IBM需要抓紧时间将他们针对“数字化重塑2.0”的一系列软硬件技术、工具、架构和解决方案,进行基于混合云架构的“云化”,融合成有弹性的计算资源,使中国企业能像使用水电煤一样“方便、快捷、按需”地获取、使用这些技术、工具、架构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