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在夏季达沃斯“新常态，新理念，新动能”论坛上，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吐槽：当前创业困难很多，尽管能获得投资来源很广，但多以PE (Private Equity，私募股权投资)为主，真正投在早期的如天使投资、风险阶段的钱还是非常少。
政策和税收因素
分析其中的原因，雷军表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需要花费时间比较长，一个企业做下来平均需要10～15年时间，快的也要六七年。但PE就要简单得多，只要“赌”这个公司能不能上市，成功就可以赚5～10倍的钱。此外，在税收政策不够合理也导致天使投资积极性受挫。
我也就投资税收请教了投资业内人士获悉：税收多少与注册地、出资方式等关系密切，以个人出资为例，上市后卖出，就需要缴纳获益的20%；对于有限合伙企业，投资失败项目可以抵税，但在有些地方，有限合伙企业的收入不是按照利得，而是按照经营所得税，税率可达35%。总之，税收政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咨询税务律师。
总之，如此复杂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特点。实际上，以往采访中，介绍过美国政府针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扶植政策。他们针对中小创新项目进行评估，根据阶段目标完成情况，分阶段提供资金，控制风险。与贷款不同，创新项目投资不需要归还，因为这些创新技术直接回馈社会，服务纳税人。从一定意义来说，等同于政府提供的天使投资，这种投资不追求赢利，等效于政府公共事业投资。用资金的力量，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至少目前没有见到中国有这样的推动和扶植的力度，既然如此，就应该给予民进资本更多的激励和扶植，例如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PE之间，就应该有税收政策上的差别。一句话，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创新能力不足才是大患
除了政策产业环境之外，中国缺少天使投资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创新能力不足，没有更多好的值得投资的项目。在美国，大公司、科研院校孵化了大量的创新企业，这些创新企业又被大企业并购，增强了大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与美国相比，国内创新企业寥寥，除了互联网企业之外，IT领域企业并购凤毛麟角。
针对国内外创新企业对比，李开复曾经评价认为：二者的差距不在技术上和功能上，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国内企业还更加出色。二者之间的最大差异体现在创业者的志向及目标上。在国外，往往会把创新作为人生的目标和追求，相比国内，则更多是生存和牟利的工具。
如果不能够摆脱金钱的诱惑，就没有办法解决创新的动力问题。因为把金钱作为目标，会有更多的捷径，对此柳传志就曾经说过：只要会喝酒，外加一些智慧和狡猾，赚个几百万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因此，境界上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谓“态度决定一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创新能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教育方法。如果从教育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被动、等待的态度，需要很长的过程。更加积极地还是从现在做起。为天使资金和风险投资松绑，是一个最为立竿见影的方法。
在论坛上雷军透露，他做天使投资赚过“1000倍”。2007年，雷军投了三四百万人民币给UC APP，占股20%。而在前年，阿里巴巴43亿美元收购了UC。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样风险投资，更像是投机。但话说回来，投资也好，投机也好，离开了互联网领域，就真的无所作为了吗？
还是要从现实做起！
